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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疫情更复杂的 也许是婚姻这面魔镜华山仙门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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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26 17: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导读:一场疫情,不知道让多少朝夕相处的家庭分崩离析,让多少情侣处在分手边缘。有新闻报道,3月2日复工的西安民政局,离婚登记迅速预约到了18日,而知乎上关于“分手”的话题也得到了高热度的反馈。疫情当前是数不尽的鸡零狗碎,非常时期或许更能鉴定人心,最近大热的电影《婚姻故事》也许很值得各位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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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壹图网

作者 | 经济观察报 专栏作家 付如初  



霍乱时期的爱情


疫情当前,《霍乱时期的爱情》重新被各路读者谈论。瘟疫+爱情,这似乎是隔离期间最抚慰人心的话题之一,即便内容相关性很少。然而,我却忍不住想,幸亏是爱情,幸亏故事结束于单恋者多年后刚刚得偿所愿,如果换做《霍乱时期的婚姻》,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人间奇观。在婚姻的复杂性面前,爱情简直不值一提。


有新闻报道,3月2日复工的西安民政局,离婚登记迅速预约到了18日。而知乎上关于“分手”的话题也得到了高热度的反馈。灾难原本应该让亲密的人更团结,然而真正的“朝夕相处”却让一些家庭分崩离析,不知道这算不算另外一种“灾难心理学”,至少可以证明“日常”有时候比“非常”更能鉴定婚姻的质量,而“非常”日子里的“日常”也更能暴露婚姻中潜伏着的问题。


完美的婚姻凤毛麟角,不如意才是常态。


这是写过《爱情笔记》的英国才子阿兰·德波顿的至理名言,几乎和托尔斯泰关于家庭和幸福的名言一样直指要害。而去年得了诺贝尔奖的波兰女作家托卡尔丘克说:“婚姻是沉睡的竞技场”,风平浪静不代表没有仇恨和牺牲,也不代表没有伤痕累累,甚至伤疤都不意味着荣光。无数的事实证明,即便是相爱的、看上去异常和谐匹配的两个人,在长期的关系中,都会产生各种俗常的摩擦,于是产生各种厌倦和失望。所以,米兰·昆德拉才会说:倘若一个女性曾有十个追求者,她的整个余生都会用来想象嫁给其他九个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比现在幸福得多。


或许,婚姻跟世界上所有的关系一样,最禁不起打量。因为这种陪伴,本质上具有“反人性”的一面。它微妙、琐碎到与袜子和马桶圈有关,也虚伪、幽暗到与最隐秘的私欲有关。它看上去充满了戏份,但说出来大多不值一提。它像苍蝇前面的玻璃亮光,也像蛾子奋勇扑去的火焰。它四两拨千斤,发酵出无尽的人间悲喜剧。即便抛却所有社会的、家族的、经济的、伦理的、生理的因素,仅就情感本身而言,它也是以束缚、忍让和牺牲为代价的。它不仅约束欲望,甚至约束审美。它不只埋葬爱情,还埋葬自我,埋葬诸多生命能量。而大多数“围城”中人,都或多或少地体会过这种慢刀子割肉般的埋葬感,忍耐的时间远远多于幸福的时刻。


然而,婚姻这种制度却一直保存着。全世界每天仍有很多人走进婚姻殿堂去寻找幸福,大多数国家离婚率都低于结婚率。而且,很多离过婚的人,依然会选择再婚,婚姻以神秘的安全感吸引着日益缺乏安全感的人们;也依然有很多关于婚姻的美好传说让人无限向往,比如给妻子薇拉写了五十年情书的纳博科夫,他将他的婚姻形容为“晴朗”。正因为这种“晴朗”的爱意,让纳博科夫成为20世纪的大作家中婚姻持续最长的。


在有关婚姻的话题中,似乎总是只有足够勇敢的人,才会深究自己在婚姻中的幸与不幸,计算婚姻中还保存着多少自我,然后在某个零容忍问题,比如出轨、对对方父母不好等的作用下,摁下生活的重启键——婚姻纠错的成本毕竟太大了,尤其是有孩子的婚姻。


最近情感电影的大热门、获奥斯卡六项提名的《婚姻故事》里的妮可就是这个勇敢的人。她和查理郎才女貌,因爱结婚,双方的家人相处愉快。查理是成功的话剧导演,青年才俊,积极上进,干净整洁,没有不良生活习惯。他跟团队的人相处得像家人,跟八岁的儿子像朋友。他看电影的时候会哭,他让妻子理发。这些都是电影一开始,两个人坐在离婚咨询师面前的时候,妮可写下的查理的优点。她每例数一条,我都为查理加分,甚至我都觉得,以中国女性的标准,查理几乎已经是理想丈夫本身了。


当然,在查理的描述里,妮可也是理想妻子的样子。她是好市民,好妻子,好妈妈。她爱动物,爱环保;她热心、开朗、认真。她曾是成名的演员,却为了查理来到纽约,不惜一切从头开始。工作中她积极配合查理,虚心听取查理的意见。“查理和妮可”,是朋友们眼中天造地设的一对,是“幸福”的代名词。然而,来自洛杉矶的剧集邀请打破了这一切,让妮可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查理眼中的位置,也开始仔细打量自己的生活,打量的结果是——离婚。


电影进展到这里,可能观众都会感觉这个婚姻没有结束的必要,除了“事业伙伴”这个婚姻中的大忌之外。于是,我们会忍不住帮他们寻找妥协的可能:一个有了八岁孩子的家庭,为什么工作在两地就必须要分开呢?在交通如此发达的现在,距离显然不是问题,而且这恰好也是打破“伴侣是同事”关系的好机会……那么,显然两个人要分开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此。


不知为什么,此时我的情感天平是在查理一边的,连他还没事儿人似的指出妮可表演中的问题,我都觉得有一种天真可爱。婚姻中的很多男性都让人感觉更孩子气一些,需要成长和成熟的空间更大一些。杨绛在采访中曾说:自己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一团“痴气”。或许因此,她才会成为钱钟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成为很多中国女人心中的完美女性。她在婚姻中充满耐心和睿智,也一直是不计得失、任劳任怨的那一方——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堪比登天。


妥协就能留住婚姻吗


身在美国的妮可显然不想做这样的贤妻良母,或者她不满足于贤妻良母的角色,她要找回那个不断被磨损和牺牲的自我。随着她离开查理回到洛杉矶的娘家,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她的自我开始慢慢复苏。如冰山,离婚事件也开始逐渐显示底部的凶险,尽管这底部都是每一件小事积累起来的。


从妮可去见有名的离婚律师诺拉开始,冰山漂浮的速度越来越快。在诺拉近似心理医生的倾听和抚慰中,妮可开始全面展示自己内心的压抑。她纠结自己离开查理是不是对的,离婚是不是会对孩子不公平;她不想显得咄咄逼人,她欣赏查理的才华,还想跟查理做朋友。这时候的妮可不只是美国女性,全世界所有因为琐事而离婚的女人或许都会有这样的纠结。


而诺拉则不断提示她:关键是你的想法;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之举;你在为自己获得更好的东西;现在是最差的时刻,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然后还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前夫曾是艺术家,离婚的时候也很痛苦,但她现在是个陪伴女儿的好母亲,男友非常帅。妮可被说服了,或许也被诱惑了,于是开始倾诉自己在婚姻中吞下的种种委屈,也让我们在查理的描述之外听到了她自己的描述——相爱的故事千篇一律,离婚的理由各有不同。


成名的时候,她曾订过婚;遇到查理的时候,她感觉找到了真爱,然后毫不犹豫地离开洛杉矶,搬进了查理在纽约的公寓,做了查理戏剧公司的演员。接着,她在享受婚姻的同时,一点点地被查理遮蔽;有了孩子之后,她变得更渺小:她“守寡式”育儿,她在查理的戏里越来越不重要,在查理的生活中越来越没有位置,甚至查理都记不住她的电话号码。而查理依旧自由,日益光彩熠熠。他变成了著名导演,戏剧要去百老汇演出。她开始恐惧,恐惧自己有朝一日只是查理的妻子,没有自己的名字。这种恐惧很快得到了验证:查理嘲笑她为赚钱拍戏,接着又说赚来的钱可以投到戏剧公司。而且,她感觉查理出轨。


婚姻中也有竞争关系和权力关系,这已是常识,无数社会学家研究过。甚至还有人直接拿政治与婚姻做对比,强调权力运作的隐性逻辑;强调婚姻与自由的竞争;强调两个同样强大的自我在爱的幻觉中你死我活的厮杀和角逐;强调婚姻中存在的隐瞒、蒙蔽和欺骗。在婚姻中,每个人都不自觉地秉持更爱对方的信念,而信念,从来都带有暴力的色彩。它一厢情愿、理想主义,它以自我为中心建构秩序;一旦受阻,它又总是忍不住要向持异议者发泄受挫的怒火。于是,申辩、指责、拉大旗作虎皮、摆事实讲道理,每一方获胜的意愿都堪比竞选。


人太复杂,自我太复杂。我们不断渴望自我不被削减的关系,也不断有自我肯定和自我美化的私心泛滥;我们不断以爱之名施展内心潜伏的控制欲。所以,即便是奇葩,也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如果没有爱情和婚姻这个魔镜,我们或许永远都不知道真实自我的面貌,也看不到自己本性中糟糕、凉薄的一面。


而婚姻心理学家认为,硬币还有另一面:优质的伴侣关系,不一定是两个健康的人之间的,两个性格有缺陷的人(也就是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也有能力在各自的偏执中,找到一个通融共存的安全地带。所以,只要双方愿意适度妥协,平等的梦想就能实现,婚姻就能存续下去。显然,从妮可的故事能明显看出来,“夫贵妻荣”不是她的伦理价值观;她为捍卫自我权利而进行的抗争并没有因为最亲密无间的婚姻关系而停止;女性主义在美国依然是常谈常新的话题。有意思的是,出现在电影里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离过婚的。


然而,就在我们和妮可一起感激诺拉的善解人意、诺拉的现身说法、诺拉作为温和而理性的女性主义斗士,坚决站在“受害者”一边正义感爆棚的时候,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的警告却忽然闯入耳中:“难道我们活在一个婚姻里不再有憎恶的世界吗?至少那些赚了大钱的离婚律师不是这样认为的。”


钱和婚姻中的第三种势力


除了两个人的自我,婚姻中其实一直都有第三种势力在。种族、信仰、家族、门第都曾是这种第三势力的代表,而越接近现代,第三势力越单纯地倾向于硬通货——钱。在一些不太发达的国家,婚姻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经济婚姻和理性婚姻逐渐战胜浪漫婚姻和直觉婚姻。就连传统观念最重的中国,也在几年前出台了婚前财产公证制度。对大多数女性而言,想要冲破婚姻的束缚获得彻底的解放,一直都有生存或生存质量的考验。虽然找老公不是为了找饭票,但至少是为了组成更牢固的应付房贷、车贷的同盟。可能鲁迅当年预言的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如今已经大为改观,但他警示的“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却不大容易过时。而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里面的提醒看上去更是亘古真理:“只考虑金钱的婚姻是荒谬的,不考虑金钱的婚姻是愚蠢的。”


电影中的两个主人公,看上去核心焦点只是一个要无限控制另一个,但其实一直也没有免除钱的干扰。它虽不是关键理由,却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跳出来。比如妮可回洛杉矶参演的就是更商业化的电视剧,在美学等级上,它比查理从事的戏剧等而下之,但经济收益却恰好相反。比如查理得了戏剧大奖“麦克阿瑟奖”,他首先跟妮可说的是有不菲的奖金,可以投入到戏剧公司。比如两个人要选择在纽约或者是洛杉矶离婚,财产分割也是有差别的。至于离婚律师按小时计费的身价对两个人的消耗,那更是不言自明。钱虽俗气,却能照见婚姻的真相,尤其是婚姻破裂的时刻,没有钱甚至都离不起婚。无怪乎“钱”会被研究大众文化的英国学者西美尔称为“通往幸福的桥梁”,只是人不能永远栖居在这个“桥”上罢了。“钱非万能,没钱不行”,对结婚重要,对离婚也同样重要。


从查理收到律师函开始,他仿佛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要和妮可一家成为陌生人了。只是,他万万没想到,两个经由婚姻锤炼之后的人重新“陌生化”,需要那么繁琐的步骤,需要付出这么多钱、时间和精力。结婚只需要爱情就够,而离婚,需要那么多应付琐事、撕裂自己的能力。显然,这是女人更擅长的领域。财产分割、抚养权争夺,无论哪一步,妮可都是有备而来,查理都是被迫应对。离婚于查理而言,变成了一次被迫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戏剧天才应付起人生来,果然显得异常笨拙。所以,他也借助“看到好人最坏的一面”的离婚律师的力量——一个跟诺拉势均力敌的律师、曾经查理最不喜欢的角色。两个为钱而寻找正义和平等的人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辩论,终于也激发了查理和妮可针锋相对的诅咒。而此时的结果,看上去只有第三方获得了胜利——尽管这一次的胜利者如此让人生厌。


是明天,不是“革命”


除了两个演员那段超级精彩的高能争吵,整部电影甚至都是沉闷的。这种沉闷或许首先来自观众的潜意识。比起婚姻的故事,我们更希望看爱的故事,甚至更希望看欲望的故事。爱,更能出戏,更能强化命运感,也更能让成年人离开自己的一地鸡毛,去做一次白日梦。所以《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飘》,甚至《廊桥遗梦》才会更让人难忘。没有人会喜欢看人离婚,尤其是查理和妮可这样两个温文尔雅、曾经相敬如宾的人,他们因日常龃龉导致的婚姻破裂,有什么看头呢?除非你要学习如何在美国离婚,那这个电影或许堪称教科书级别。


电影的另一种沉闷则来自于精彩的台词。像婚姻本身一样,电影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隐喻,埋藏了伏笔和线索。且不说明显的戏剧台词植入、查理给儿子读的书的内容,最后查理在酒吧里无奈歌唱的歌词等等这些明显的隐喻,就连妮可的头发、纽约街头的十字路口、妮可送给查理的刀子、查理的鞋带等等,也都幻化成了戏剧性的催化剂。查理被自己每天随身携带的刀子割伤了,一边对着家庭调查员说“真的没关系”,一边忍着疼和伤心胡乱包扎,直至最后独自躺在卫生间的地上,强忍痛楚对儿子说“我没事”。当人沉迷于生活馈赠的爱情和婚姻的时候,可曾想过有朝一日会被这一切弄得遍体鳞伤吗?


或许还有一种沉闷来自过于平衡的电影结构。起初,是妮可在用争取自由的方式反抗婚姻中的自我迷失,反抗被忽视、被控制。后来变成了查理用被动学习的方式接受婚姻的教育、生活的教育,承受自己过于自我堆积起来的后果。其实,妮可要自我没有错,查理太自我也没有错,错的是什么?是婚姻作为一种组合本身。


当电影的结尾,妮可蹲下为查理系鞋带,两个人几乎是平分抚养权,真的从爱人变成了亲人和朋友的时候,电影的平衡感达到了极致——离婚的过程丑陋不堪,但结果却没有让人不忍直视,因而两个人曾经的婚姻也没有变得不堪回首。电影编剧和导演对明天和未来,对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肯定到如此程度,真的是一种“美学上的沉闷”。


当然,我们最终是欣赏也需要这种沉闷的,因为美学上的沉闷成就了爱的信心,一种比爱情更大、更可期待的,成熟的信心,一种没有被“活着”的个中滋味冲淡的、对明天的信心。


这么说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另一部关于婚姻和明天的电影《革命之路》。像是一个恶作剧,电影找了《泰坦尼克号》的男女主人公来演,像是他们劫后余生,由感天动地的爱情进入了婚姻一样。然而,这次不是“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童话结尾,而是悲剧刚刚开始。


在《革命之路》里,女主人公名叫April(四月),仿佛是在呼应艾略特《荒原》那个最著名的开篇:“四月是最残酷的一个月”,而这一节的标题“死者葬仪”,也完全预示了她悲剧性的命运。她一边在一见钟情的婚姻里做着家庭主妇,一边总想逃脱沉闷压抑的房子,逃脱无聊的邻居,像《廊桥遗梦》的女主人公一样。然而,她没有等到自己的摄影师。于是,她鼓动丈夫去巴黎,她把那里想象成重拾梦想和激情的理想之地。然而,工作、孩子,甚至惰性早已变成沉重的石头,当中年夫妻煽动翅膀,以为自己还能振翅高飞的时候,才会发现他们与石头之间早已被连上了钢缆。《革命之路》也是充满了隐喻的电影,因为生活和婚姻,倘若不借助隐喻,简直让人无从说起。他们的女邻居,也是介绍他们买房子的房产中介,有一个曾是数学博士的疯儿子,因为目睹父母婚姻的真实过程而患有抑郁症。他看似疯癫的话每次都直戳痛处,他说:“我们都在虚空中生活,但面对绝望,需要勇气。”


电影的结尾,女主人公已经因为自己在家里堕胎导致大出血而去世,女邻居又把房子卖给了另外一对夫妻,跟之前一样,她对这对夫妻赞不绝口,然后开始例数房子前主人的缺点和自己如何有先见之明。这时,最精彩也最意味深长的一幕出现了:她戴着助听器的丈夫悄悄关上了声音,然后用一种极度厌弃又极度无奈的目光看着她……他们的房子都在一条叫“革命之路”的路上。


有爱情专家之称的阿兰·德波顿在写完《爱情笔记》之后,又写下了续篇《爱的进化论》,从一个爱情悲观论者的男性视角讲述他如何摈弃关于爱的所有浪漫主义的幻想,不断自省,不断清晰地认识自我,最后决定理智地接纳婚姻的过程。在小说的结尾,他提醒所有现实中的人们,要对电影和小说中的爱情故事和婚姻关系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


美学媒介常常误导人,我们不要基于它们激发于人的种种期望,来评判我们的婚姻关系。错误的是艺术,而不是生活。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一拍两散,而是给自己讲述更准确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会在开头着墨过多,也不承诺全然的理解,而是努力化解矛盾,给我们指引一条悲伤却又充满希望的爱情之路。”


是啊,真实的生活中,总是快乐易逝,我们最爱的一切也不会一成不变。所以,当爱进化成婚姻的时候,诀窍也许并不是开始一种革命性的新生活,而是“学会少一些厌烦和惯性思维,重新认识旧日子”,这样,我们对明天的期待或许就会是尽情享受浮光幻影式的快乐,而不是总想要日久经年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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